近期,花呗称在央行征信管理部门的指导下,正逐步推进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工作。目前已有部分用户群接入了央行征信,用户可以通过电话或在支付宝中查询是否接入。
央行征信,即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记载个人信用信息的记录。这个数据库建于1997年,大约十年后实现全网联网查询。目前,中国已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新版个人征信报告上线后,拖欠水费也可能影响个人信用。
很多消费者看到新闻后,第一反应是:小额贷款逾期,会影响房贷、车贷吗?
但实际上,比起车贷房贷,此次花呗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是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行业一个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给出了最终答案:
消费者的金融数据,是社会大数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理应归给全民共同所有,而不是一家金融科技企业的变现资产。
2016年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一些东亚国家,相继推出金融数据共享战略。虽然各国法规不同,但都有一个核心的理念:通过金融数据共享,推动传统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更深层次地协作和竞争,最终追求用户利益最大化。
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消费者个人产生的金融数据,首先应当属于用户个人。其次,消费者的金融大数据,则应当是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如果按照部分极端乌托邦主义者的想法,数据只能为用户所有却没有数据共享,后果也很严重:央行没有征信系统,银行就没有贷款依据,坏账多了银行会破产;不能用AI等新技术识别金融风险,赌博、洗钱等犯罪现象会越来越多。
而一旦银行遭受挤兑,金融犯罪愈发隐蔽,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消费者。因此,很多国家都提倡金融数据在全社会实现共享。
银行获取的金融数据,应该部分开放给科技公司。同样,科技公司获取的金融数据,也理应开放给银行。这样互通有无,消费者和公众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而从具体操作层面看,无论是具体的银行还是个别互联网金融巨头,都不具备建立数据共享机制的能力和地位。唯有从更高层面来协调和敲定,才能建立和完善金融大数据共享的基础设施。
事实上,从基础的商业逻辑来看,用户在不同支付通道、金融机构上沉淀下来的数据,也理应属于用户,而从实际操作层面,理应属于公众利益的代理人,而不是各个企业。
这也正是此次花呗接入央行征信背后的深意。这一变化或许意味着,从监管层面确定了用户的金融数据归属权:一部分属于用户,另一部分也属于全社会大数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些数据理应由央行、银联等公共职能部门所牵头,在全社会进行共享。
只不过,这一从公众和全行业利益角度看来的好消息,却未必是大大小小互联网金融巨头及创业公司的好消息。
互联网金融企业从诞生之初,就在监管、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周旋。
据前重庆市长此前在一次演讲中透露,2013年,马云曾到重庆,向黄奇帆透露,“想搞个贷款公司”有困难。黄奇帆表示,“只要不搞P2P,三天就能帮你全部办完”。
在重庆建立的两个小贷公司,正是后来蚂蚁金服利润的最大来源之一。据黄奇帆透露,蚂蚁金服100亿的利润,45亿来自重庆的两个小贷公司。
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第一阶段,很多互联网金融企业都推出了消费贷产品,消费贷也成为了这些企业的核心盈利模式。2012年开始,蚂蚁金服、百度金融、京东金融等公司都在重庆注册了小额贷款公司。三年时间,全国出现了将近9000家小额贷款公司,不少评论认为小贷公司“迎来春天”。
这一“放贷就能数钱”的黄金时代,却在趣店上市后迎来了滑铁卢。
到了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指出:“中国小贷公司曾经非常火爆,但是现在至少1/3已经停业,剩下的也大多惨淡经营。坦率地说,整个中国的小贷公司行业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失败,深刻一点来说也是我们政府引导的失败。”
事实上,包括现金贷、消费贷在内的这些小贷企业,正是利用了市场与监管的时间差。对一个行业的监管需要时间,也需要谨慎的方案,而在这一过程中,就出现了大量互联网金融企业走擦边球。
2017年,多项针对小贷的监管政策开始落地,带来的直接影响是,2017年上半年,百度小贷亏损4000万。
监管入场后,这些互联网金融企业纷纷寻求转型。部分互联网机构推出消费贷产品并提出“金融科技”的定位,通过大数据、AI技术在金融风控中落地,向金融机构提供数字化服务。
在百度小贷巨额亏损后,百度又拆分出了“度小满”。度小满明确将自己定位为金融科技公司,主打的是金融科技服务。
而落到现实中,这一金融数字科技服务业务的实质,其实是利用自身沉淀的用户数据来做二次变现。如把消费者的消费信息、征信系统进行数据化处理,再将相关数据服务出售给需要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资本市场对于这一业务模式一直持将信将疑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转型做数据科技服务,其业务相当于在用户数据上盖一个自家的收费站。但从欧美等国家的经验来看,用户的征信信息、消费数据等信息,显然不可能长期被各家企业垄断。
2018年,京东金融曾对外表示,京东白条、金融、京农贷等业务已启动征信介入工作。当时,腾讯微粒贷、苏宁任性付已经上征信,阿里蚂蚁借呗部分上征信,花呗则暂时没有上征信。
而潮水变化的标志,是京东金融在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后,将名字改为了“京东数科”,在对外的公开介绍中,京东数科号称自己是“从数据中来,到实体中去”。
金融数据科技服务,拆解来看是“数据”与“科技”两项服务。但落到现实中,其实数据才是根本,科技只是工具。对于潜在的客户来说,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科技”和“AI”,而是数据。
几年前,一家媒体在调查消费贷乱象时发现,各家银行的CRM客户信息管理系统、信贷管理系统没有联网,导致了消费贷乱象丛生。这些报道也引发了监管层面的注意,继而启动了央行征信系统的加速建设和完善。
而事实证明,将各家金融数科公司的数据放入央行的共享系统中,这些金融科技才算实现了“让世界更美好”的使命。
不久前,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公布的政策显示,2020年3月至6月,央行共减免了934家金融机构征信查询费用合计3.7亿元。其中,消费金融公司减免约1.3亿元、民营银行减免约1.1亿元,小额贷款公司减免约7000万元,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减免约4000万元。
换一个层面看,这些“查询费用”事实上正是一些金融数科企业所讲述的“数据服务收费”的商业模式一部分。而如果征信数据处在各个巨头的收费站之后,在疫情期间,减免费用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只能依赖各家企业的社会责任自觉。
这无疑进一步证明了征信数据共享系统的社会价值所在,也进一步证明了用户的消费数据理应是社会基础数据服务的一部分,唯有成为公共基础设施,数据才能实现金融普惠。让老百姓的数据属于老百姓,这也是花呗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深层原因。
只是,对于刚刚完成第二次转型的金融数据服务巨头来说,或许要在这一新的现实面前再次寻找第三次转型。而比起改名字,更重要的是,金融数科企业不能一直利用监管的时间差来收过路费,而应该认真考虑,如何才能创造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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